时代的评论者与时代

本文写于2017年11月,有删节。

2015年年底,从湛江返家途中,我专门抽空去了一趟新会县茶坑村,这是梁启超先生的老家,巴金先生笔下的小鸟天堂也离此不远。

梁启超先生一生以善变出名,“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这在我看来很正常。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经验是随着年龄而来的。”“时”变,“识”往往也得跟着变。譬如有一个冰箱,放在里面的食物腐坏了,你不腾出地方放入新的食物,反而一直辩解说:“冰箱里的东西原先都是好的。”吾未见其明也。康南海先生从“立宪派”沦为“保皇党”,其实就是“坚守”的结果;而当袁世凯大总统复辟帝制时,梁启超先生则和蔡锷将军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读来让人荡气回肠。

“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论者其念诸!

且论者如诚以希求立宪为职志也,则曷为在共和国体之下不能遂此希求,而必须行曲以假涂于君主?吾实惑之。”

我们历来推崇的都是“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对于任何一个新闻评论者来说,必是先有“知”,后有“识”。这个“识”在我看来就是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维。我想,大约只有思想和双脚都在路上,才能培养出自己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维。

1941年,在日寇的飞机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时,病榻上的张季鸾先生对王芸生先生说出了一个社论题目——《我们在割稻子》。

“敌机尽管来吧,请你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至于今日,割稻子实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看了《大公报》的这篇社论,不得不让我佩服张季鸾先生的见识和豪气。我们自然也能想到,在重庆的田间地头,肯定少不了张季鸾先生的身影。不同于其它文字作品,光靠“甘坐冷板凳”的精神,着实写不出好的新闻评论,而且我想回应时代重大命题的评论往往更容易为我们所长久记忆。

当然,广阔视野和开放思维的养成还有赖于一个合理的外部环境,它应当允许人的自由流动和观点的自由表达。

广东自古以来就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又濒临大海,这一点对于塑造民众的开放思维和变通精神极为重要。不知道这种环境对于两广总督李鸿章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不然为何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向来忠心耿耿的中堂大人会对慈禧的诏令说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这样的话,还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合演了一出“东南互保”的好戏。

我一直都很庆幸生长在广东这样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从小就能够收看到香港和台湾的一些电视频道。天线信号太差的话,还能往上边绑几根铝条以增强信号。凤凰卫视对于大陆时政的擦边球式的评论,对那时的我来说还是很新奇的。2013年我到香港转了一圈,才发现“自由港”名副其实。梁文道先生曾写道:“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

童年记忆中的鱼骨天线(图片来自网络)

现在在大陆谈改革,大约的确不是件危险的事了,不像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得在“特区”前加“经济”二字以躲避攻击。1981年,袁庚书记在深圳蛇口工业区张贴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颇具魄力的举动,招来的非议自然不少。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近代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广东人和湖南人极为活跃。改革开放——贺卫方教授称之为“饱受运动治国之苦的中国人民在30年的封闭后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广东人更是引领风气之先。

2010年,我第一次到深圳工地打工,也第一次接触到了《南方周末》——这份创立于1984年的报纸,比我年长10岁。

《南方周末》影响了我对本科专业的选择

1984年,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一年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等地,很快中国就宣布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议基本也就到此终结了。当年国庆,首都群众游行庆祝,北大的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这一标语,人民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位老人。

莲花山公园(摄于2018年11月)

今年9月26日,郑永年教授在云南大学作了一个题为《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的讲座。他说,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太关心政治了。

但是,我们不得不关心。

当然,我认为改革的前提是确保国家的总体稳定。郑永年教授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引用了亨廷顿教授的观点: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这是对的。

梁文道先生在《常识》一书中写道:“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的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当然,首先得让我们说出来,然后再看这评论有没有效。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如果大家都信奉“默默者存”,到最后将是无所依存。我不知道,如果新闻评论者不能就现实发表评论,那他们还剩下些什么?

使每个公民都不惮于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应给予的保障。张千帆教授在《宪法学导论》的“新闻与出版自由”这一章节中引用了法国宪政院的意见:“社会文化潮流的多元化本身是宪法价值的一项目标,且对这类多元化的尊重乃是民主的前提之一。”

李希光教授曾撰文说:“新闻媒体上的言论更是有偏见的。有偏见不怕,怕的是大众媒体把这些有偏见的言论匿名或笔名发表出来,使读者看不出作者来自哪一个利益集团,误使公众相信作者代表了全体公众的利益。”

我的老师宋立民先生原来是《大河报》的记者,他给我们讲新闻评论时,手握保温瓶,各种轶事典故信手拈来。宋立民老师极为推崇鲁迅先生,讲到兴起处,还能随口诵读鲁迅先生作品中的大量原文。无论评论什么事件,他都是不愠不怒,常挂在嘴边的就是狄更斯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梁启超先生故居的庭院里如今已是芳草萋萋,在斜阳下随风摆动。我还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先生的屋里也供奉着地主爷。看来梁启超先生虽然善变,但是对于祖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还是“以不变应万变”。

你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