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内外交困，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人民的历史重任，报人在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近代报人继承并发展了古代士人阶层议论时政的传统，从王韬到梁启超、到张季鸾、再到储安平，他们都在通过以创办报刊、以报刊为载体论政的方法应对危局，而“文人论政”这样一种思想争鸣的形式也对启蒙人民思想和引领舆论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士与入世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士人阶层形成并逐步发展壮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士人阶层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占据主导地位。儒家的入世思想、民本思想等对士人影响极大，并由此留下了众多经典言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
“天下”成为了一个关键词，对应的是忠君报国的思想。广东潮阳“双忠行祠”有一对纪念许远和张巡的楹联：“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以国家名义冠名，可以说是士人的最高荣誉。孔子所说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成为后世众多士人毕生追求的目标，忠君与报国成为评价中国传统士人的两个永恒的标准。“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学而优则仕，成为大多数士人的普遍人生轨迹。后人自然也有理由认为，诸葛亮躬耕南阳，而对天下局势了然于胸，刘备三顾而坚辞不出，不过是为了试验刘备爱才之心。
中国古代社会素有“文死谏，武死战”的传统，甚至形成了系统的谏官制度，这实际上也是忠君报国思想的体现。公元 819 年，韩愈上谏拒迎佛骨，甚至为此立誓：“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结果被唐宪宗发配到潮州当刺史。至今潮州仍有以“韩山”命名的山，以“韩江”命名的江，潮州人民以“韩”姓冠名潮州山水，纪念这位敢于死谏，勤政爱民的官员。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让韩愈赢得“匹夫匹妇之心”的不是任何力量，而是根植在他心中的儒家民本思想。
从士人到报人
洋人在华办报让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这种不同于奏章或书籍的传播形式，也可以成为一种议政的模式，而且这种模式似乎更适用于当前危亡的局势。伴随士人到报人这种身份转变的，是从“家天下”到现代国家观念的思想上的转变。
中国近代报人把报纸作为论政的社会公器，并在发挥公器作用的同时，展现了非凡的文人傲骨。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 20 万银票，毅然发表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张季鸾不畏权贵，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林白水发表《官僚之运气》一文讥讽张宗昌密友潘复，把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作“肾囊之于睾丸”，结果被张宗昌枪杀于北京天桥。这些中国近代报人令人敬佩，而且他们共同发扬了晚清以来报人“文人论政”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开创人就是王韬。
王韬曾经游历欧洲，对英国的《泰晤士报》极为推崇，并竭力模仿《泰晤士报》的风格。1874 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中国近代报人“文人论政”的传统也由此开始。有学者指出：“从中国早期报人的文人论政实践来看，王韬为代表的第一代报人创办的与其说是‘新闻纸’，倒不如说是‘观点纸’，报刊刊登的更重要的是政论文章，这一代报人偏向于改良政治、救亡图存，报纸不过是他们政治观点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而已。”张育仁对王韬极尽赞誉：“可以说，王韬以后那些顺应潮流前行的思想家和实践家，绝大多数的思想来路都可以追踪寻溯到王韬那里——甚至可以毫不夸饰地说，王韬才是真正的、在中国引进和播撒自由主义火种的第一人，尽管他的自由信念被‘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所遮掩。”
王韬以后，梁启超、张季鸾等人成为“文人论政”的代表人物。不管是梁启超，还是张季鸾，他们自幼都接受过严格的儒学教育，并且都曾拜儒学大师为师，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张季鸾则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另外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两人都曾在日本办过报，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展开论战的时候，张季鸾正在日本留学，他参与编辑的《夏声》也投入到这场论战当中。
梁启超明确表示报馆的两大天职是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
新记股份公司接办并恢复出版《大公报》后，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一文中提出：“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张季鸾亲自写就的社评《本社同仁之志趣》则明确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借鉴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并运用到实践当中。
在抗日时期，张季鸾抱着“新闻救国”、“言论救国”的理想，明耻教战。他构思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成为新闻评论的永恒经典：“敌机尽管来吧，请你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至于今日，割稻子实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张季鸾的“文人论政”提出怀疑甚至质疑的态度。
“ 《大公报》夸耀的‘文人论政’是在国民党许可的限度，归根结底是为蒋介石的统治帮忙的。张季鸾最终成为蒋介石的谋士与‘诤友’。蒋介石懂得让《大公报》保持‘独立’的外表，又使自己收到‘小骂大帮忙’的实利。”
“即使是张季鸾主笔的《大公报》在致力于‘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下，到底是真正超然于各政治派别，还是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至今仍然是学界争论的问题。我们认为《大公报》坚持的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态度，对当时的统治秩序仍然是支持的，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文人论政的思想。”
张季鸾与蒋介石私交甚密则是质疑者的一个重要依据。
不管怎么样，中国近代报刊诞生的环境决定了其救亡图存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国家危难的局面在客观上也为报人践行各种办报理念提供了试验场，而且尽管受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冲击，但这批中国报人的精神内核还是儒家传统思想。
《观察》之后
自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之后，越来越多的报人通过创办报刊议论时政。“其中对‘文人论政’传统起承上启下作用的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代表‘文人论政’最高成就的是张季鸾的《大公报》，代表最后一个高潮的是储安平的《观察》。”
储安平在《观察》发刊词中说：“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他强调政论应该是“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值得一提的是，《观察》周刊创刊号将 68 位撰稿者排列在封面下面，“它就像恶战前布列军阵一样……以此来表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独立评论》和《大公报》‘星期论文’之后的又一次大集结和总动员”
不管是王韬、梁启超、张季鸾，还是储安平，他们创办的民营报纸都带有“同人办报”的色彩，而这与共产党确立的“全党办报”思想产生了冲突。“《解放日报》改版的实质自始至终都是对旧的报刊思想的否定和新的党报理念的确立——这个旧思想就是‘同人办报’的民族资产阶级新闻思想，与之相对的就是‘全党办报’的无产阶级报刊理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以来，“同人办报”也就失去了现实土壤。《大公报》被收编，影响力不复从前，《观察》周刊则被张育仁称为“自由主义最后的墓碑”。
创刊于 1984 年的《南方周末》似乎一度非常接近“文人论政”的传统，并带有一定的自由主义倾向——《纽约时报》曾将《南方周末》称作“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自 2013 年之后，《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都有些无病呻吟的意味，而报纸在此之前也似乎早已锐气全无，让它回归“文人论政”的传统，无异于痴人说梦。
1986 年电视政论片《河殇》热播，大概也有一丝“文人论政”的味道，只不过是应用了一个新的载体。这种新模式没有延续下来，也与本文“报人”的定位有偏差，就此一笔带过。
从 1874 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到 1950 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停刊，前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却是中国报人们展开思想交锋的一个辉煌年代。对那个时期争鸣的纪念并不意外着想要重返那个年代，重归“文人论争”的传统，只不过借着回顾历史，希望对中国当今的新闻评论界以至中国新闻界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