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导演希区柯克拍过一部很著名的电影——《后窗》，该片讲述了男主角由于一次事故摔断了腿，每天就坐在屋内通过窗户窥视其他人的生活，结果意外发现了一个商人因为与其妻子发生争执而将其杀害的故事。
在《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一书的作者保罗·莱文森看来，窗户是一种妥协的产物，是对封闭的房屋的补救，但是窗户的出现也让屋内人的隐私暴露在屋外人的眼中，这就产生了对于补救进行补救的问题，人的理性促使我们采取措施来对这种妥协进行补救，于是窗帘就这样诞生了。
我现在所处宿舍的防盗门上的“猫眼”就与窗帘极为类似，屋内的人可以通过“猫眼”窥探到屋外的情况，而屋外的人似乎没法朝屋里看。但有新闻报道说，现在有一种“反猫眼”的工具，可以使屋外的人窥视到屋里的情况，更有甚者，窃贼甚至能通过破坏猫眼，从而打开防盗门，进屋盗窃。这或许也证明了保罗·莱文森的担忧是正确的——补救性媒介带来的“噪音”甚至比带走的“噪音”还要多。窗户虽然有窗帘遮挡，但它的存在毕竟也是为窃贼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这实际上就是“为目的 A 所发明的机器或程序”被窃贼利用来完成用途 B，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产生于相关发明意料之外的结果”，于是窗户外的防盗栅栏就应运而生了。
“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保罗·莱文森的这句话说得很在理。我们并不能说因为窗户或“猫眼”的存在才导致了盗窃行为，如果因此而拒绝这些工具，那是因噎废食，得不偿失。任何结果的产生实际上都是合力的作用，将其中的任何一股单一力量拎出来，然后说它导致了现在这种结果，这是很不明智的作法。
有了遮蔽的地方就想要接触，有了接触又想要隐私。人们对待房屋的态度如此，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也是如此。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这样描述比特：“比特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它就好比人体内的 DNA 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比特是一种存在（being）的状态：开或关，真或伪，上或下，入或出，黑或白。出于实用目的，我们把比特想成‘1’或‘0’。”这段描述确实非常贴切，通过 0 和 1 的不同组合，我们发明了机器语言，也就是计算机能够直接识别和执行的一系列指令的集合，这与腓尼基人发明的拼音字母——可以通过适当的组合以命名任何事物——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格拉底没有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把自己的思想流传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这种方式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端——如果读者对自己的文字有疑问，却没有办法得到直接反馈。苏格拉底偏爱口语交谈的原因就在于此——面对面的交谈可以更好地阐明观点或减少争议。苏格拉底如果生活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大概会改变自己的看法。正如麦克卢汉所预言的：“数字式的相互依赖，将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虽然保罗·莱文森对“地球村”这一概念有自己的不同理解，但必须承认的是，人们通过互联网可以更方便地进行沟通了解，而不必通过面对面的形式，而且互联网本身存在纠错机制，错误信息在网上流传之后，往往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
当然，和真实世界一样，互联网世界也不是一片世外桃源，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隐私问题。黑客就是对隐私安全的一个明显的威胁，虽然黑客还分为“黑帽”“白帽”“灰帽”，并不是所有黑客都针对私人用户，也不是都只做违法的勾当——例如窃取私人信息。有相当一部分黑客倡导互联网信息应该公开、免费，其中一些人采用了合法的手段，例如通过开源把自己创造的有用信息公开，并免费给他人使用。当然，另外有一部分人则通过窃取获得一些原本不被公共或应该付费的信息，但他们从不以此牟利。保罗·莱文森在提到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时，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信息也许希望自由，但信息的创造者仍需吃饭。”以信息应该公开、免费的名义侵犯信息创造者的权益，这其实也算是一个流氓逻辑。另外，一些互联网用户对“被遗忘权”的渴求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互联网因为开放而产生了隐私问题，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它还不够开放。针对 FCC 对互联网内容进行的审查，保罗·莱文森批评到：“把关人，不管是必须存在于大众传播中，还是有选择地存在于网络中，其根本的症结在于，它在读者接受到信息之前就将它抹杀了，读者失去了自我选择的权力。在自然界中，生物的进化是否能够大量繁殖是需要到环境中去检验，由自然进行选择的。如果事先就有一个什么评判标准来选择的话，那么有可能我们人类自身现在就是不存在的。”他进一步指出：“FCC 实际上扮演的是另外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并且有着关闭所有广播的能力。如果我们要减少某个媒体把关人的权利，最好的方法不是在现有的把关人之上再设立一个把关人，而是再一开始就不要有，或者很少有把关人存在。”
回到中国谈互联网开放的问题，中国网络审查体系防火长城——也就是中国网民口中的“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去看看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教授——防火长城的主要设计师——微博里的留言评论，就可以看出中国网民对这堵“墙”的看法。毕竟，它在挡住了一些糟粕的同时，也挡住了很多优质的内容。
保罗·莱文森从他除草的经验谈起，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杂草是否是杂草——甚至杰斐逊也承认一些编辑‘使谬误、诽谤和无耻的文字充满了他们的报纸’，而在于是否可以在控制杂草的同时又不抑制随之而产生的美丽和有价值的东西。”但愿未来我们在除去杂草的同时，也能保留美丽的花，而不是一铲子把花和草都铲除干净——这种做法无异于因为家中被窃，而把门窗都用水泥砖头封起来，最后困住的只能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