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宛在梁启超

2015年年底,从湛江返家途中,我专门抽空去了一趟新会茶坑村,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因为我至为尊敬的一个中国报人——梁启超先生儿时的故居就坐落于此。巴金笔下的“小鸟天堂”也离此处不远,这里或许是梁先生小时玩乐的天堂。

大概每一个粗略知道中国近代史的人,每一个学习过中国报学史的人,对于“梁启超”这个名字都不会感到陌生。单说我自己,对于梁任公最初的印象来源于历史课本。高二时买了一本书——《太阳的朗照——梁启超国民性研究文选》,这是复旦大学出版的“国民性批判百年反思丛书”中的一本,与这本书对应的是《月亮的寒光——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读了一点梁任公的原作,才真正理解了课本里所讲的“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情形,后又拜读了《李鸿章传》,对于梁先生的如椽巨笔极为钦佩。

在“梁”这个姓氏前,往往带着另一个姓氏——“康”,也就是梁启超的师傅康有为,有好事者称为“秀才先生,举人弟子”。师徒二人以办报宣传维新主张,上述《时务报》即为1896年在上海创刊的维新派的机关报。康有为感激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其政治主张一以贯之,就是要保住皇上,时代变了,主张未变,就从“立宪派”沦为“保皇党”。而梁启超以“善变”闻名,始则立宪,再则共和,后又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有人以此批评梁启超,实则有失偏颇,譬如一个冰箱,放在里面的食物腐坏了,你不腾出地方放入新的食物,反而一直辩解说:冰箱里的东西原先都是好的。吾未见其明也。

如今梁启超先生的新会故居免费对游人开放,虽是地点偏僻,交通亦不甚方便,然而前来参观的人并不在少数。斜阳无限,庭院芳草萋萋,感觉很好。梁先生家似乎也供奉着“地主爷”,或者说“土地公”,新会这片土地上盛产陈皮,茶坑村的对面就是一个陈皮贸易市场。我不知道梁任公晚年时期是否还回到过新会这片土地,但是新会人民的确可以引以自豪,这片土地不仅产陈皮,而且产出过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声名赫赫的舆论骄子。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杨深秀,杨锐,刘光第,林旭及康广仁等六君子饮恨菜市口,康有为与梁启超流亡日本。梁启超又先后创办了《清议报》与《新民丛报》,“老大中国”出现了一个“少年中国之少年”,黄远生与邹韬奋等知名报人记者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开明的梁先生此时风头正盛,盖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在此期间,他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频繁接触,政治主张有所动摇,倾向共和政体,遭到康有为的申斥后,才又回到立宪道路上。1905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北京正阳门车站,革命党人吴樾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弹,而他的刺杀对象,就是当时被国人寄予厚望的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说白了,立宪成功革命派可能也就没有市场了,革命派为革命而革命,这次刺杀行动不啻为一次恐怖行动。革命党人和维新派不可避免地有一场舆论大战,这场大战在《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中到达了高潮。

梁先生败下阵来了。

很快,清政府推出了“皇族内阁”,立宪党人心寒失望,革命党气势愈盛。此时盛宣怀失策,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武汉清军防务空虚。一系列历史事件,既巧合,又必然。

革命党人成功了。

梁任公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一种渐进的,不流血的变革社会的方式,他并不反对共和,他反对的是以流血换共和,共和后又带来各种流血。然而当必须为这种变革流血时,他也义无反顾。

在新会的梁启超故居边上,建有一栋梁启超纪念馆,二楼有一樽任公的仿制蜡像,端坐在书房中。护国运动前,梁先生曾与其弟子蔡锷将军约定,护国成功则潜心学问,失败则唯有一死。很可惜,即使身处清华,真正留给先生安心做学问的时间也不多,他放不下这个动荡的国家。先生晚年患上了尿毒症,病中岁月是一生难得的清闲时光,可能比儿时还要清闲。

1927年,康有为逝世,梁启超为其披麻戴孝,主持身后事,政见不合成浮云。

1929年1月19日,北京协和医院,梁启超先生溘然长逝,终年56岁。

梁启超故居有多处,在北京和天津都有梁先生曾经的住所,但是我想少年时代的生活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有着根本的影响,茶坑村才是先生梦中的家。又或许先生也信奉“此心安处是吾乡”,重要的不是住所,而是心安,这就不为我们这些外人所知了。

“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这是《李鸿章传》中,梁先生对李中堂的评价,后人对梁先生似乎是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极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用这两句话来评价梁启超先生,或许适得其所。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