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年底，从湛江返家途中，我专门抽空去了一趟新会茶坑村，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因为我至为尊敬的一个中国报人——梁启超先生儿时的故居就坐落于此。巴金笔下的“小鸟天堂”也离此处不远，这里或许是梁先生小时玩乐的天堂。
大概每一个粗略知道中国近代史的人，每一个学习过中国报学史的人，对于“梁启超”这个名字都不会感到陌生。单说我自己，对于梁任公最初的印象来源于历史课本。高二时买了一本书——《太阳的朗照——梁启超国民性研究文选》，这是复旦大学出版的“国民性批判百年反思丛书”中的一本，与这本书对应的是《月亮的寒光——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读了一点梁任公的原作，才真正理解了课本里所讲的“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情形，后又拜读了《李鸿章传》，对于梁先生的如椽巨笔极为钦佩。
在“梁”这个姓氏前，往往带着另一个姓氏——“康”，也就是梁启超的师傅康有为，有好事者称为“秀才先生，举人弟子”。师徒二人以办报宣传维新主张，上述《时务报》即为 1896 年在上海创刊的维新派的机关报。康有为感激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其政治主张一以贯之，就是要保住皇上，时代变了，主张未变，就从“立宪派”沦为“保皇党”。而梁启超以“善变”闻名，始则立宪，再则共和，后又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有人以此批评梁启超，实则有失偏颇，譬如一个冰箱，放在里面的食物腐坏了，你不腾出地方放入新的食物，反而一直辩解说：冰箱里的东西原先都是好的。吾未见其明也。
如今梁启超先生的新会故居免费对游人开放，虽是地点偏僻，交通亦不甚方便，然而前来参观的人并不在少数。斜阳无限，庭院芳草萋萋，感觉很好。梁先生家似乎也供奉着“地主爷”，或者说“土地公”，新会这片土地上盛产陈皮，茶坑村的对面就是一个陈皮贸易市场。我不知道梁任公晚年时期是否还回到过新会这片土地，但是新会人民的确可以引以自豪，这片土地不仅产陈皮，而且产出过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声名赫赫的舆论骄子。
1898 年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杨深秀,杨锐,刘光第,林旭及康广仁等六君子饮恨菜市口，康有为与梁启超流亡日本。梁启超又先后创办了《清议报》与《新民丛报》，“老大中国”出现了一个“少年中国之少年”，黄远生与邹韬奋等知名报人记者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开明的梁先生此时风头正盛，盖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在此期间，他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频繁接触，政治主张有所动摇，倾向共和政体，遭到康有为的申斥后，才又回到立宪道路上。1905 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北京正阳门车站，革命党人吴樾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弹，而他的刺杀对象，就是当时被国人寄予厚望的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说白了，立宪成功革命派可能也就没有市场了，革命派为革命而革命，这次刺杀行动不啻为一次恐怖行动。革命党人和维新派不可避免地有一场舆论大战，这场大战在《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中到达了高潮。
梁先生败下阵来了。
很快，清政府推出了“皇族内阁”，立宪党人心寒失望，革命党气势愈盛。此时盛宣怀失策，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武汉清军防务空虚。一系列历史事件，既巧合，又必然。
革命党人成功了。
梁任公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一种渐进的，不流血的变革社会的方式，他并不反对共和，他反对的是以流血换共和，共和后又带来各种流血。然而当必须为这种变革流血时，他也义无反顾。
在新会的梁启超故居边上，建有一栋梁启超纪念馆，二楼有一樽任公的仿制蜡像，端坐在书房中。护国运动前，梁先生曾与其弟子蔡锷将军约定，护国成功则潜心学问，失败则唯有一死。很可惜，即使身处清华，真正留给先生安心做学问的时间也不多，他放不下这个动荡的国家。先生晚年患上了尿毒症，病中岁月是一生难得的清闲时光，可能比儿时还要清闲。
1927 年，康有为逝世，梁启超为其披麻戴孝，主持身后事，政见不合成浮云。
1929 年 1 月 19 日，北京协和医院，梁启超先生溘然长逝，终年 56 岁。
梁启超故居有多处，在北京和天津都有梁先生曾经的住所，但是我想少年时代的生活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有着根本的影响，茶坑村才是先生梦中的家。又或许先生也信奉“此心安处是吾乡”，重要的不是住所，而是心安，这就不为我们这些外人所知了。
“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这是《李鸿章传》中，梁先生对李中堂的评价，后人对梁先生似乎是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极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用这两句话来评价梁启超先生，或许适得其所。